学者刘春田:享受生命的智慧

来源:法制网 时间:2013-11-28 20:08 作者:袁定波 马畅 点击:

【刘春田】共和国同龄人,曾作为北京知青在山西定襄插队,在太钢当过工人,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,后师从我国著名民法学家佟柔攻读中国民法学,1985年,留校任教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爱知大学、巴尔的摩大学作访问学者和进修。研究方向:中国民法、中国商法、知识产权法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,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会长,中国版权协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,中华商标协会副会长等职

       四月的北京,春日的午后,在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,记者见到了刘春田。刘春田最近一直很忙,刚开完三天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课题会会议,紧接着是一年一度的博士生考试录取工作。

       刘春田是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法学科的开拓者。他投身知识产权的教育与研究,是偶然的机缘。1985年他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南京举办的著作权研修班,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。当年,他就在国内首次开设了系统的知识产权法课,受到学生的欢迎。1986年,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倡导下,受原国家教委之命组建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,并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,创建了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法专业。此后,他参与了我国著作权法的起草、修改,以及商标法、专利法、反不正当竞争法、商业秘密法的立法工作。作为学科带头人,他主持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《知识产权法》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工作。

       知识产权研究重根基

       刘春田谈到,中国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接触知识产权,二十多年来,立法、研究、教育的主要着眼点是条文的设计、制度的安排和与国际公约的衔接,但知识产权法律自身的体系化以及与传统民法体系的整合,知识产权理论和深层的历史、文化、社会根源,以及知识产权制度与本土固有资源的互动关系问题,鲜有思考。固然,知识产权技术性强,它强调效果,生性急功近利,但对研究者来说,知识产权理论更为重要,和任何学科一样,惟有基础研究成果才须臾不可缺,才具长远的、普世的价值。

      “我们不是不需要知识产权理论,也不是知识产权理论不重要,只是目前没有像样的研究成果。这是对我们的挑战,基础理论是事物的真谛,基础研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,中国人必须自己去面对”。

       刘春田的研究是规矩的。二十多年来,刘春田在不断的纠正错误中前进。他十年前就质疑知识产权为无形财产权的传统认识,认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知识不可能是深不可测、玄妙之极、无影无形的神鬼之学。任何知识都是具体的、有限的,是以形式、符号的状态存在并能被人感知的,并提出了知识产权是关于“形式”的财产权的主张,否定了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的概念。他认为基本概念是学科的根基,基础研究是学科的起点,学术是围绕概念、贡献心得的活动。主张用科学的方法,从研究知识产权概念、对象和根源出发,系统地构筑我国知识产权基础理论。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,它的研究水平,决定了本学科长远的、根本的、全局的水平和发展走向。

       “我们现在一提知识产权,就容易想到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公约,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,这些都十分重要,但就知识产权这门学科发展来讲,只是鲜花与硕果。与之相比,知识产权理论才是学科之基础、根本与核心。”

       “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。但只要根基在,花还会再开,果还会再熟。知识产权研究重在根基,同时以开放的心态,从新事物的发展中不断汲取营养,加以理性升华,这才是知识产权的归宿。

        办公桌上堆着厚厚的经济学书。“近来买了十几本有关价值学的书。我认为,决定知识产权价格的不是劳动,而是需求。这一观点涉及知识产权的正当性,值得研究”。这是刘春田近几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。

       “劳动是智力和体力的合一,没有智力参与,体力只能是自然力无谓的消耗。没有智力参与,智力也只能停留在主观头脑中。劳动技能是可以学习的,凡是可以学习、训练的都不是创造。从哲学角度来讲,劳动成果是既有事物的量变,是量的扩张,劳动是重复的、可比较的行为,它的量是可以计算的,计量单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。相反,创造所贡献的,是前所未有的东西,找不到社会必要创造时间来计量它。比如做诗,曹植七步之内吟出让人肝肠寸断、千古传诵的诗篇,一般人可能苦思三十年也做不出,因此创造没有成本上的可比性”。

       “技术开发、创造的成本准确地说是物质成本,是指人的物化劳动的投入。比如,制片人花三个多亿拍《无极》,但是并不意味着任何人花三个多亿都能创造出这样的一个《无极》来,它是伴随着物质财富的消耗被描述出来的。创造是贡献生活方式的活动,不是劳动价值的物化。用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学说来解释,是一条思路。这只是初步想法,还没有完全弄清楚,还在研究中”。

       “知识、技术、发明所花费的创造力是无法用物质成本衡量的,因而是无价的。这话对不?你回去好好想想”。这是刘春田给记者布置的课后作业。

        做学问是研究和创造过程

        纷繁的法学书堆中,很少有刘春田的著作,记者很是纳闷。

      “我的著作比较少,主要是因为我的知识水平,研究能力有限。学问是指自己的心得,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”这是刘春田在做学问方面的价值观。他对著书持谨慎的态度,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和思考。他发表的论文虽然只有几十篇,但大多都很有影响,他的观点被人注意,往往被长期讨论。

      “学问确实不好做”。这句话道出了多少做学问者的心声。

       刘春田把做学问分成两个方面,包括研究和创造。研究是求真、求本,追根溯源。创造却是求美,是设计出前所没有的东西。通过文字、语言的形式把研究心得表现出来,是艺术、是形式美。学问,应当是在享受文字美、形式美中获得科学真谛。

       研究和创造,都是很艰辛的事儿。那种想跨越式发展,想抓住机遇大干一场的心态是要不得的。人世间,浮与沉,动与静,不同行当有不同的态度,做学问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,为学者应当善于沉与静,应当保持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,拨开浮尘。刘春田大抵也是善于沉与静的。

       针对目前披露较多的学术抄袭、学术腐败现象,刘春田言辞犀利地指出,学问从来都不是能从现有成果中搜索得来的。学问是提炼与思考的结果,仅凭搜索得来的学问就不是学问。

       做学问讲究的是真才实学,刘春田用极其景仰的语气提起陈寅恪。早年,清华大学在聘用陈寅恪时,陈寅恪一没有学位,二没有著作。清华大学为什么还聘他?因为他有真才实学。

       据说,陈寅恪有三不讲:书上有的不讲;别人讲过的不讲;他自己讲过的不讲。

       刘春田坦言:这种要求是极其严苛的,我做不到。但陈寅恪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,却如学术宝鉴,指引着我们这些后来者,使我们在做学问时不敢胡来。

       感悟《论语》和《道德经》

        在人大法学院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:刘春田对新入学的弟子,推荐他们读《论语》和《道德经》。

        这两本书跟学习知识产权到底有多大联系呢?记者很是疑惑。

        如同那些他的弟子,在要求老师推荐研究生必读书目时,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师会推荐这两本书。

        然而,刘春田推荐这两本书绝非一时兴起的偶然,他有着自己的想法。

        清华学生刘海洋硫酸泼熊事件,让刘春田颇感痛心。他认为,大学负有特殊的使命,是养育人的地方,既要精诚学术,又要贵重人品。教育应当人性化,让学生建立健康的人格和理性的思维方式,要做文化人。文化是一种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的生活方式和态度。人格上的高尚、完美不是任何仅凭机械的专业教学所能塑造的,需要丰富的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哲学等一系列文化的熏陶,需要长期和耐心的积淀。当代知识分子既要现代化,也要中国化。中国化,便离不开经典文化。

         这便是他推荐弟子读《论语》、《道德经》的缘由了。

       《论语》是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。它回答了人的道德观、价值观、社会责任等一系列问题。它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读书人应有社会责任———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。

      “因为思想认识、文化经历、家庭背景等差异,学生对《论语》的理解也会各有不同。但我希望他们能从中有所悟,并能真正以天下为己任,真正成为‘国民表率,社会栋梁’(人大校训)”。

      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。治国只是一种玩意儿,一门手艺,这是何等的境界啊!这些举重若轻的思考方法、思维方式,无不在《道德经》中得到了体现。说这番话时,刘春田敬若神明,停留在空中的手势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。

     《论语》和《道德经》,没有一处描述知识产权,但却足以让我们学以致用。这个用就是让学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,体会智者的智慧,享受生命的智慧。

       “一个人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有权力支配别人,而是有能力、智慧影响别人。能影响别人的只有智慧,让人由衷的心向往你”。

      “满天星斗,还是漆黑一片。但是只要有一轮太阳,足以照亮世界”。

        这是为刘春田推荐《论语》和《道德经》的注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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